明珠創意空間

媽媽

文：來自大陸知青二代

我是雲南人，有50%的傣族血統。要說我，那一定要先從我媽媽說起。媽媽是上海人，外公外婆都是教授，著名的留美化學家。他們有四個兒女，媽媽最小，是家裡的明珠。她單純、任性、熱情奔放，學業優異，外公說她將來准能成為中國的居里夫人。

媽媽上高中那年，文化大革命爆發了。她參加了紅衛兵，剪掉辮子，穿上軍裝，意氣風發，跟造反派到處貼大字報、砸廟裡的神像、燒書、批鬥走資派。慢慢地，她變了，變得好鬥、不近人情，總喜歡掏出紅寶書引經據典跟人辯論，不駁倒你決不甘休，很快就和這個書香之家有了隔閡。

第二年，造反派抄了我家，把外公外婆捆起來，戴上報紙糊成的高帽子，拉出去遊街。在體育場舉行的萬人批鬥會上，外公拒絕低頭認罪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，結果，招來一片辱駡和拳打腳踢，可他依然昂首不屈。突然，從台下沖上去一個女紅衛兵，撥開人群，照準外公的臉就是一個耳光，外公全身一震，隨即垂下了高昂的頭。頓時全場一片歡呼。打外公的人，正是媽媽！她從此與家裡徹底斷絕了關係，搬進了學校，全身心地投入了鬥爭，很快就成為上海學生造反派中鼎鼎有名的女英雄。

1969年，她和戰友們戴上大紅花奔赴雲南插隊落戶。走的那天，看到別人都有親人相送，而她自己卻是孤零零的一個人，她感到揪心的痛。火車開動的那一瞬間，她突然遠遠看見外公拄著拐杖，獨自躲在閱台的角落朝列車張望。她哭了，她知道，家裡人恨她，親戚朋友、街坊鄰居都恥笑她是沒良心的逆種。但是，媽媽沒有動搖。

她在雲南思茅崇山峻嶺中的一個傣族村裡落了戶，當上了鐵姑娘隊的隊長、赤腳醫生、團支書，很快就成為全省知青的模範，年年都要去昆明作報告。她一再放棄保送上大學的機會，發誓要紮根農村，把青春、把一生奉獻給廣闊天地。

1970年，她主動把自己嫁給了村裡最窮的一戶貧農。就是我爸爸，他是個老實巴交的傣族農民，卻吹得一口好“巴烏”。我爺爺死得早，奶奶半身不遂，幾個姑姑早就出嫁了。我一歲那年，父親在學大寨運動中上山砍樹墾荒時，被大樹砸斷了右腿，從此成為殘廢。媽媽無怨無悔，苦苦支撐著一家，一直熬到了1977年。

那年秋天，雲南的上海知青開始了返城。一天，舅舅突然來到我家，看見才過三十歲卻已經蒼老得不成樣子的媽媽，放聲痛哭。他告訴媽媽，外公外婆已經平反，希望她儘快回去，親人們理解她，也寬恕她。但是，媽媽拒絕了。她知道，她自己再也回不去了。那年冬天，一向寡言少語的父親做了一件誰也沒有意料到的事情。

那一天，媽媽一大早就出工上山去了。父親殺了家裡的一隻雞，親手做了頓白米飯紅燒雞，一口一口喂我吃飽，又在鍋裡恭恭敬敬地留了一份給媽媽，還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。然後，他讓堂叔牽來一匹馬，馱上奶奶，他自己拄著拐杖跟在後面，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村子......幾天後，堂叔回來告訴媽媽，爸爸把奶奶安頓到了百里之外的姑姑家，而他自己則坐上長途汽車，不知道去了哪裡？我從此再也沒見到他。

很多年之後，聽說有人在昆明曾經看到過他，坐在火車站廣場吹著巴烏乞討。媽媽去找過許多次，也到處托人打聽，但至今杳無音信。可憐的爸爸，如今，也不知道他還在不在人世了？我七歲那年，被舅舅接到上海，回到了外公外婆的身邊。而媽媽要踐行她的誓言，執意留在了雲南。她後來到縣城裡當了中學教師，孤身一人，一直到2000年病休，我以死相要脅才把她接到深圳。

從1969年落戶思茅算起，她在雲南整整度過了三十一年，一步也沒有離開過，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和夢想留在了那裡。離開前，她特意回村裡跟鄉親們道別，村子裡哭成了一團。那些年裡，她曾經幫助過多少人，給多少人治過病，數也數不清；多年來，她的工資一大半都花在資助村裡的孩子念書上了，鄉親們說她是天上的菩薩下凡。離開思茅那天，縣裡派專車把她送到昆明機場。她告訴我，死後還要葬回那裡去。

你絕不可以鄙視我的媽媽，任何人都絕不應該恥笑包括她在內的那整整一代人。無論是她親手抽視她為掌上明珠外公的那一記耳光，還是戴著紅花奔赴廣闊天地，還是主動嫁給我的貧農父親，還是紮根雲南三十一年，她都是虔誠的。同那個時代很多人一樣，她太單純，太幼稚，被裹挾在鋪天蓋地而來的風暴和洶湧澎湃的洪流中，受了騙，被利用，於是，才做出今天看來愚不可及的蠢事。但是，她是無辜的。尤其是沸騰在他們那一代人青春熱血中的，那種為國家民族無私奉獻的偉大理想主義精神，是永遠都值得尊敬的。

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最大破壞，或許並不在於經濟（改革開放不過才三十年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成為全球No2），而在於它摧毀了中國社會傳統的倫理道德，卻又未建立起新的價值觀。幻滅之後，便是人欲橫流。如今，世風日下，寡廉鮮恥、坑蒙拐騙、巧取豪奪比比皆是，恐怕正是緣起於此。

晚年，媽媽信了佛，心靈終於得以安寧。她從不提及往事，但我可以想像，她是在沉默中贖罪。這幾十年來，她內心深處該遭受了怎樣的折磨和摧殘啊！我的媽媽，她就是一朵綠絨蒿花。